【转载】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后记

过去、现在和未来——硕士论文后记

            论文还没写完,我就已经写好这篇后记了。可见,我是很看重这篇后记的——我不仅仅是把她当作本文的后记,而毋宁既把她当作我为硕士阶段乃至迄今的求学路写下的“墓志铭”,也把她当作我为未来的治学路写下的“宣言书”。

            我曾经认为一个人无须历经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与无奈,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感悟却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的。回首20年的求学路,特别是回望其中的曲折与磨难,心中难免生有感慨和感激之情。

            10年前,曾经的迷失让我完全丧失了对学业的信心,我没想过可以跨进大学校门,更没想到我会成为武汉大学的法学硕士。能够如此幸运的迷途知返,我必须首先感谢我的父母。父母言传身教,从小培养起了我平实、耐心的态度和阅读、思考的习惯;特别是在我最叛逆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对我的期望和教导,迄今仍在背后默默地、无私地支持着我,是我愧欠最多的人,也是我最大的学业动力。

             我还要感谢我迄今人生所遇见的两个半“贵人”,因为他们和父母一起塑造了现在的我。

             首先是我高中的班主任陈天义老师。在我遭遇求学路上的第一次挫折时,陈老师借用艾青的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告诫我,如同醍醐灌顶,让我逐渐重拾了对学业的信心。正是陈老师的育人有方、诲人不倦,使我的成绩逐渐恢复,尽管历经波折,总算迈进大学的校门。陈老师是我求学路上的第一个“贵人”,他的很多话仍在继续导引着我的人生旅程。陈老师有如我的“再生父母”,在我亟需帮助之时适时“拯救”了我。

             我要感谢的第二个“贵人”是我现在的导师徐亚文教授。三年珞珈求学,我如鱼得水,各方面均衡发展,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可以一辈子从事的事业领域;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与徐亚文教授的名字密不可分的。三年来,无论是学术研究、法律实务,还是日常生活,徐老师都给予了我尽可能的指导,把我领进了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的大门,不仅使我进一步端正了生活的态度,掌握了生存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使我更加明白了生命的价值。徐老师“这个社会,没有人在乎你付出多少,人们只看重结果”的教诲振聋发聩,犹如我的座右铭,使我面对挑战丝毫不敢懈怠。作为名副其实的学业导师,徐老师在我急待定位之时适时“改造”了我。

            “越京赴考为前程,邓公错爱拒无因”。这是我远赴长春参加博士复试时写下的句子,这里的“邓公”即邓正来先生即是我所谓的 “半个贵人”。之所以称“半个”,仅是因为邓先生给予我的恩惠刚刚开始。三年研究生生涯,让我收获颇丰,但也让我困惑丛生——我一直在思考在当下虚无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在现实生活的压力面前,我究竟该如何选择我的学术之路?正当我百思难得其解之时,邓先生的武大之行让我与他有缘相识,并幸得先生“错爱”。蒙邓先生不弃,我得以加入“邓家军”。邓先生一句“爱智是一种向善的美德”的答谢让我深刻领略到学术大师的深厚学养与崇高品格。作为我的“精神导师”,邓先生在我倍感迷茫之时适时“收留”了我。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恩浩荡,莫齿难忘!

              “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作为个体,人的每一项成绩的取得都不免凝结着他者的帮助。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外,我必须由衷地感谢李龙先生。还是在刚刚迈入大学之时,当我正为因非主观原因不能就读武大哲学系而惆怅之时,李龙先生作为母校兼职教授为我们上了大学的第一堂课。我清晰地记得7年前李龙先生为我们做的三个小时“法学的品格”的演讲,至今仍保留着当时的笔记。作为我的法学启蒙老师,李龙先生渊博的学识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法学行而上的魅力,使我较早地培养起了对法理学的兴趣;李龙先生“学法之人要博览群书”的淳淳教诲至今仍回荡在耳,时刻鞭策着我。进入武大后,李龙先生仍礼贤下士,对我多有教导与提携;特别是在得知我报考吉大博士之后,李龙先生不仅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而且为我未来的学术之路出谋划策,使我甚是感动。

             我还要深深感谢汪习根教授。在进入武大之前,我就拜读过汪教授的诸多文章。在考研(乃至最近考博)的过程中,汪教授曾给予了我大量的指导与帮助,使我得以顺利进入武大。进校后,汪教授抛却门户之见仍对我多有指导与提点,使我“不是学生,胜是学生”。更重要的是,汪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特别是“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十年磨一剑”的刻苦钻研精神始终激励着我的学术之路,让我明白“汪发展”之名是“钻”出来的!

             我还必须得感谢中国地质大学的王宗廷教授。读大学时,王教授作为当时母校唯一的有法学理论专长的老师对我理论兴趣的引导、学术研究习惯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迄今我仍牢记王教授私下对我的一次教诲:“平时思考若有灵感,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若有完整的思考,一定要尽快形成文字,不要拖——一拖可能就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正是在他的导引下,我较早地树立了成为学术法律人的志向,培养起了较好的学术研究习惯。

             此外,我还要感谢武汉大学2003级法学理论专业的全体同学,以及在博客中国网、正来学堂、天涯网、法律思想网、宪政中国网等结识的无数至今未谋面的学友,我的许多想法、观点都是在他们的批评、追问中产生的。我要特别感谢桂晓伟同学和甘德怀博士:作为可交心的朋友,前者对我的学习、生活等诸方面多有帮助与鼓励,陪我度过了众多难关;后者尽管“不打不相识”(在著名的“朱甘事件”中,我曾在网络上发表了有利于苏力的言论),但他不计前嫌,在跨校报考吉大的过程中对我照顾有加,帮助甚多。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的也正在成为历史。对于过去,我惟感幸运,幸运遇到诸多良师益友,幸运得到诸多“伯乐”“错爱”。这么说,绝非仅仅是言不由衷的自谦——也许是我把学者和学问看得太过神圣的缘故,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成为真学者、大学者的“料儿”,正因此,我才以“东国小子”这一名字的反写作为我的网名隐约表达我自感难以成大器、只能“滥竽充数”的无奈。然既为之,则安之;作为一名志愿“以学术为业”的读书人,我无益为报,惟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虽不能至”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去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横渠四句”所达致的为学至高境界,但仍“心向往之”。

             按照体制内的标准,我的研究生生涯的确堪称完美,发表的文章既有数量,也有质量;既有权威刊物、也有法律类核心;既有《新华文摘》的全文转载,也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全文转载。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研究生而言,这些“成果”无疑是相当可观的;师友对我的认同也多是看到了这些。但是,我自己每每看到这些基本没有“知识增量”的论文却总诚惶诚恐。在我看来,它更多地反映了我特定时期对学术的肤浅认识。严肃地检视自己,我发现我做的这些工作只是由于对学术缺乏真正的深刻体认,在一片喧嚣中丧失学者应有的批判精神转而选择与现有制度“共谋”,妄图历经“从忍受不平等到享受不平等”(我对“不平等圈”再生产机制的解读)之过程成为“个个文抄公、人人盘钵满”(我对当下学界浮躁之风夸张而又形象的描述)的新注而进行的没有“知识增量”的学术研究。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我心中始终未丧失对真学术的向往和对真学者的崇敬。我赞同周国平先生的观点,即学者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为了维持这个职业偶尔也写写书;作家则是以写作为职业的,为了维持这个职业,偶尔也读读书。大致说来,当下学者有不同的类型:政客型的学者把学术当作谋权的手段,庸人型的学者把学术当做饭碗,学究型的学者把学术当作纯学术,真正的学者则把学术当作生命!而我至少不想成为政客型和庸人型的学者。因此,选择以倡导学术规范著称的邓正来先生向学在根本上意味着我将向以前的生活方式和研究方式告别。未来数年,我将在邓先生指导下从事以读书、钻研为主的“人物研究”——我将着重研究哈贝马斯的法律哲学。我不求形式上超越我在硕士阶段的“成果”(事实上也不大可能超越),只求心安、只求“灵”与“肉”的统一。这也是我作为博士候选人的“治学宣言”!

 

                                                                                                   孙国东
                                                                                                             2006年5月

【注释】:本文转引自东国小子,作者为孙国东。转载未经本人许可,仅用于学习,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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