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教育行动如火如荼，
学校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在采购AI工具的时候，怎么买才不踩坑？采购的时候到底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早上看到澳大利亚教育研究组织（AERO） 10 月 14 日发布的一份关于学校使用 AI 的新指南，提出了五项考虑因素（循证教学与学习、学习风险、AI 使用的明确预期、评估、文化回应性实践），并特别提出了“绩效悖论”（学生借助 AI 完成任务更成功，但学到的可能更少）这一警示。
www.edresearch.edu.au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组织（AERO）是澳大利亚的国家教育证据机构（education evidence agency），性质上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的全国性机构，
AERO致力于为澳大利亚教育系统提供高质量的研究证据，帮助学校和教育决策者做出循证决策。
在功能上，AERO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有一定可比性，但 AERO 似乎更强调以证据综合和循证决策为核心使命。
我们还是说回 AERO发布的指南。
10月14日发布的这个新指南，为学校领导和教师在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在教育中使用AI时，列出了需要考虑的要点。
AERO表示，AI的教育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具的设计和使用方式，包括它们是支持学习所需的思考过程，还是取而代之。
该指南确定了五项考虑因素：循证教学与学习、学习风险、AI使用的明确预期、评估，以及文化回应性实践。
1. 有哪些证据支持其教育价值？
AI产品可能承诺实现个性化学习、提高参与度、改善学生成绩或减轻教师工作量。
然而，AERO表示，关于AI对学校学习影响的证据仍然有限，现有研究大多在海外进行、周期较短，或是在中学和高等教育环境中开展的。
因此，学校领导者应向供应商索取支持其宣传主张的证据，并考量这些证据是否适用于目标年龄段、学科和课堂情境。
仅凭参与度统计数据并不能证明学习效果有所提升。
2. 学生信息将如何受到保护？
学校需要了解AI产品收集哪些信息、如何使用、谁能访问，以及这些信息是否可能被用于训练AI系统。
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OAIC）建议，组织在选择市售AI产品时应进行尽职调查，包括考虑隐私和安全风险、是否适合预期用途，以及适当的人工监督。
向供应商提出的问题包括：数据保留多长时间、是否与第三方共享、合同结束后数据如何处理，以及对学生和教职员工输入的信息适用哪些保护措施。
学校在使用涉及个人或敏感信息的工具之前，还应核查相关的隐私义务、部门要求和内部政策。
3. 该工具是否适合其预期用户？
AI生成的回答可能不准确、具有误导性或带有偏见。
缺乏背景知识来评估答案的学生，可能难以识别错误或捏造的信息。
学校领导者应评估其年龄适宜性、可及性、防护措施以及所需的教师监督程度。
AERO建议，在考虑将AI用于小学年龄段学生时应更加谨慎，因为涉及低龄学习者的研究有限，且他们独立评估AI输出的能力尚在发展中。
学校领导者还应考虑文化回应性。
AERO警告称，AI系统可能歪曲原住民的知识、文化和语言，这进一步凸显了采用适当来源、社区参与以及尊重原住民文化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4. 它能否支持教学、评估和现有系统？
在采用某产品之前，学校应考虑它与课程要求、评估实践、现有技术和教职员工能力的契合度。
AERO建议，应明确规定何时可以使用AI、何时学生必须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思考。
该指南还指出了在家庭作业或无监督评估中判断学生独立完成能力的挑战。
实施决策应考虑到教职员工培训、技术支持、系统集成和持续审查，以及教师将如何继续对评估判断和反馈承担责任。
5. 总成本是多少，成功将如何衡量？
采购时，年费、订阅费用可能并未反映采用AI产品的全部成本。
学校应考虑实施、培训、支持、续订以及更换或退出服务的成本。
在投入资金之前，决策者应明确该产品旨在解决什么问题，并确立如何评估其价值。
衡量指标可能包括学习成果、教师工作量或特定学校流程的改进。
从教育研究者的视角看，AERO这份指南的整体框架是稳健的：
它把“AI是否有效”从一个产品宣传问题，还原为教学法、证据质量、隐私治理、评估效度和成本效益的综合判断，尤其“绩效悖论”的提法抓住了当前AI教育应用最核心的隐忧：即时产出提升不等于学习发生。
AERO指出AI对学校学习影响的证据有限、多为海外短期研究，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是，AI教育产品进校速度快于证据积累速度，不少“智慧课堂”、“AI精准学”、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项目以区域采购方式推进，但公开的、可复核的效果研究相对薄弱。
但是，在自留地君看来，这份指南也有明显的局限：它主要以“学校采购决策”为分析单位，对课堂教学层面的认知机制、教师专业判断的形成、以及不同教育体制下的治理差异着墨不足。
AERO提出的“绩效悖论”在中国有特殊的现实紧迫性。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存在较强的应试导向和作业负担问题，AI工具如果被用于“快速出答案”、“自动生成作文”、“拍照解题”，短期内会显著提升作业完成度和正确率，但恰恰可能削弱学生审题、推理、表达等核心能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家长和部分学校对“提分”的强烈诉求，容易使采购决策偏向那些能立竿见影提升表面成绩的产品，而忽视学习过程质量。
此外，中国“双减”政策背景下，AI工具若变相成为校外培训的替代品进入家庭和学校，其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挤压效应需要专门研究。
AI进校不是一次性的产品选择，
而是一项需要持续证据积累和制度调整的教育治理工程。
2026年秋季学期，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课程结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