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些年，和一线老师在一起的时候，
我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呼吁我们的老师拥抱人工智能，创造性地在课堂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但同时，学校又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移动终端和互联网。
那么，一线老师到底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创造性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这变成了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就全球范围而言：
1. 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被要求或敦促拥抱人工智能
2. 绝大多数学校又严格禁止中小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和移动终端
那么，教育界对人工智能（AI）的“拥抱”与对手机的“封杀”是否存在矛盾？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正确发展路径到底是什么？
从表面看，这确实构成了一种操作逻辑上的矛盾，但其背后反映的是教育界对两种技术本质属性、可控性和社会角色的深层认知分歧。
这种“双标”并非完全不合理，但也隐藏着教育思维亟需迭代的危机。
我们还是先来看世界各个国家的中小学手机禁令。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数据，截至2026年3月，全球已有114个教育体系（占全球国家总数58%）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或限制学生在校园使用手机。
而在2023年7月，这一比例仅为24%，可见，禁令推广速度之快。
因此，“禁止携带”正成为主流政策。
但具体怎么禁、禁到什么程度，各国做法差异很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禁令”的内涵非常宽泛。
从完全禁止带入校园，到上课期间必须关机放入储物柜，再到仅允许用于特定教学或紧急情况，都属于广义的“禁令”范畴。
很少有国家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态度。
目前的情况，许多国家的学校似乎陷入了一个“精神分裂”式的任务：
一只手要严防死守，保护学生尚未成熟的“原始大脑”；
另一只手又要大开大门，训练他们长出驾驭“硅基大脑”的翅膀。
这种双重任务本身就是纠结矛盾的根源。
严格来说，这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矛盾，而更像是一种认知错位：
最根本的荒谬在于，最强大的AI能力正被集成到最被禁止的手机里。
学校的“拥抱”发生在计算机教室的可控终端，而“封杀”则针对学生口袋里那台算力超强、能随时唤醒AI的微型电脑。
这在物理上制造了一个彼此割裂、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禁止手机，很大程度上是用工业时代整齐划一、杜绝干扰的管理模式，来维持流水线式教学。
而拥抱AI，则是要培养数字原住民的创造力。
这种用旧范式管理新工具的张力，正是“矛盾”感最强烈的来源。
这种有选择性的“欢迎”与“禁止”，本质上是教育系统试图在不改变传统教学与评估核心范式的前提下，进行技术嫁接的权宜之计。
真正的解困之道，或许不在于继续这种割裂的“双标”，而在于直面一个更艰难的挑战：
当超级智能终端（手机+AI）已经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生活各处时，教育的目标必须转向——不是禁止学生接触那个无所不在的智能环境，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在其中自处、创造和保持思想的独立。
届时，“拥抱”与“封杀”的争论，将会被如何设计新的人机共教、共学范式所取代。
在自留地君看来，
单纯的禁止，制造的是被技术控制的“囚徒”。
无节制的拥抱，制造的是被技术喂养的“巨婴”。
正确的态度是建立关系、投入时间、赋予意义、明晰边界。目标不是培养不碰手机的“圣人”，而是培养 “善用AI，并能在需要时随时静心放下手机”的自律者。
这是一种元能力。一种数字时代每个人一种元能力。
1、重新设定数字戒律：从“物理隔绝”到“时空划分”
一刀切的禁令已不现实，学生、教师和学校需要建立更精细的时空规则。
神圣的无设备时段与空间，明确规定某些时间（如深度阅读课、面对面讨论、用餐时）和空间（如图书馆特定区域、操场）为“沉思区”或“社交区”，完全无屏。这保护的是专注力、内省和真实人际连接。
全校统一的数字公约：让学生、教师、家长一起制定规则，清晰界定“何时、何地、为何可使用手机”，以及违反后的逻辑后果。这培养的是契约精神而非被动服从。
2、课程融合：让手机和AI成为被研究的“客体”
不回避矛盾，反而把“手机”、移动终端和“AI”本身变成课程的核心分析对象。
3、革新教学与评估：设计“防作弊”的AI时代作业
如果作业能被手机和AI轻易解决，说明作业本身出了问题。
从“寻求答案”转向“评估过程”，推广“作品集+口试”的评估：
重视一个项目从草稿、AI辅助、多次迭代到最终反思的全过程档案，并随机抽取学生进行15分钟的深度口试，探讨其决策逻辑。
这让思考过程无可遁形。
4、重塑师生角色：从“防范者”变成“探索伙伴”
这可能是最深刻也最困难的一点。
教师不必是知识权威，而应成为能示范如何与不确定共处的 “首席学习者”。
学生从“被管理者”变成“数字生态的共同设计者和维护者”。
学校可以设立“学生数字领导力委员会”，让他们参与制定规则、培训低年级同学、解决校园网络欺凌等真实问题。
当一个学生开始思考“如何让同学少受游戏成瘾之害”时，他已经站在了自律的门口。
还是回到手机这个问题上来，这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触及的话题。
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时代课题。
长达12年的严格管控，让手机和网络在学生心中被异化为一种被剥夺的、充满诱惑的“禁果”。
手机和网络本应是工具，却变成了中小学生渴望已久的“权利”和“娱乐图腾”。这种长期的压抑感，为未来的失控埋下了伏笔。
一旦进入大学，那个外部强加的“超我”（校规、家长）瞬间消失，而被压抑已久的“本我”（对娱乐、社交、自由探索的渴望）便猛烈释放。
通宵达旦地上网，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更是一种宣告“我终于自由了”的仪式性行为，是对过去12年“数字禁欲”的过度补偿。
弹簧压得越久，反弹就越疯狂。
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少大学生在大学“通宵上网”现象，恰恰是中小学“片面禁绝”政策付出的长期代价。
它用保护学生视力，避免分心，以及字面上的“安全”，换来了深层能力的巨大“风险”。
解决问题的钥匙，不在于大学也搞高压管理，而在于中小学阶段能否勇敢、智慧地开启那扇“驯养”技术的大门，让学生在受保护的、循序渐进的环境中，慢慢长出自律的筋骨。
这才是教育的远见与人道。
无论是在校园手机和网络使用上采取怎样的态度和立场，人们有一点几乎是一致的——靠没收手机是无法培养出未来公民的。
真正的解决方案是教育，而不是隔离。
正如詹大年所比喻的：“因为担心交通事故，就不让孩子学习走路吗？”
未来的教育，必须教会学生在数字世界里游泳，而不是让他们永远不要下水。
想想看，当你以保护孩子们的视力为由，全面禁止使用手机和网络的时候，隔壁村子的孩子们正在努力地学习如何将移动终端和人工智能作为他们的生产力工具，
那么，在未来，你的孩子如何与他们展开竞争？
自留地君反对放任自流，让孩子随意地使用手机、移动终端和互联网，也不认同“一纸禁令以为万事大吉”的做法。
正确的路径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技术开关，而是开启一条艰难的素养培育之路。
这条路的目标，是培养出能随时调动最强大的AI工具来解决复杂问题，也能随时放下所有电子设备，享受一杯茶的宁静和与朋友眼神交流的温暖。
他知道技术是强大的仆人，而非暴虐的主人。
中间那条清晰的界限，不是靠软件锁定的，而是由他自己清醒、自主、经过反复练习的内心划定的。
这才是教育真正的胜利——它没有在技术洪流中筑起注定坍塌的沙堡，而是教会了每一个年轻人如何游泳，如何辨认洋流，以及何时该回到岸上。
对此，您怎么看？
欢迎就这个问题展开理性的讨论！
Photo by Johnnie Wal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