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百年，教育科技飞速发展。
我们所有人都太熟悉这样的技术教育应用的场景了：
社交媒体上热炒一个新AI工具，一线教师兴奋地展示一款酷炫软件，或者学校又采购了一批新的昂贵的“高科技”设备。
紧接着，所有人开始都几乎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问：
“这玩意怎么用到课堂上？”
“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常态化应用？”
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主导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困扰着一线的教师和学生。
它让技术工具成了我们设计、整合和规划的出发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工具优先”思维（Tool-Driven Thinking）。
在1954年出版的著名著作《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的第三章 “心理学方法论的问题”中，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曾经说，
“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锤子，你往往会把一切问题都视为钉子。”（If the only tool you have is a hammer, you tend to see every problem as a nail.）
在过去一百年，许多场合的教育科技及其教育教学应用，就像先找到一把新锤子，然后满世界找钉子来敲。
尽管这种做法的初衷是好的——想要创新、吸引学生——但它容易导致问题：
我们可能只是为了用技术而用技术，结果技术变成了课堂上的花架子，没能真正帮学生学得更深、更好。
在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中，在一线形成“工具优先”思维的根源是极其复杂的。
技术应用设计由IT企业主导，很多时候很多产品基本上相当于外行给内行设计工具，产品功能开发以“易量化”的答题场景为优先；
采购决策以“设备先进性”为导向，而非教学需求；
供应商提供的培训仅聚焦操作技能，缺乏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指导。
学校追求“使用率”考核指标，忽视教学法创新。
管理者将AI视为“减负工具”，而非教学变革契机；
教师对AI的认知仍停留在“效率工具”层面，缺乏教学设计重构能力。
教师被动适应，缺乏融合技术的教学设计能力。
今天，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要从“工具优先”思维，转向“教学法优先”思维。
也就是在过去这些年我一直在讲的，“教学法第一，人工智能第二”（Padagogy First, Technology Second）。
“教学法优先”思维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科技，而是意味着更精准地恰当地运用科技去解决问题。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到底怎么才能从“技术优先”思维转向“教学法优先”思维？
1、目标先行：技术选择严格匹配教学目标
技术选择源于教学目标。
先明确“教什么”、“为什么教”、“学什么”、以及“为什么学”，其次再决定“用什么技术”以及到底“怎么用”。
比如，从学习目标出发，反向设计评估方式和教学活动，技术仅作为支持工具。
2、人机协同：明确教师与技术的角色边界
教师是教学设计者，技术是赋能工具，二者分工明确。
教师需整合学科知识（CK）、教学法（PK）与技术知识（TK），而非单纯依赖技术。
甚至进一步讲，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变革必须仰仗于学习空间、教育科技、以及创新教学法之间的协同变革。
单单引进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用人工智能的满堂灌，是更加恶劣的满堂灌。
3、深度互动：技术促进高阶思维发展
技术应用需超越“信息传递”，激发分析、评价、创造等认知活动。
技术可作为“认知脚手架”，帮助学生在最近发展区（ZPD）内突破思维局限。
比如，“生成式探究学习”案例中，AI通过链式提问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但最终结论需学生自主验证，避免技术依赖。
若技术仅用于选择题批改（记忆层面），则无法培养批判性思维。
“教学法优先”思维的本质，是让技术成为教育改革的加速器而非方向盘。
归根结底，教师应当选择合适的教学工具来支持教学法的实施，避免过度依赖教学工具，确保教学工具只是辅助教学法的手段。
在生成式AI时代，这一理念将帮助教育者避免陷入“技术万能论”和“技术决定论”的陷阱，真正实现“科技向善”，落实“人工智能赋能学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