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种观点广受关注：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AI愈发强大的智能表现和功能升级，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弥漫全球的深层焦虑：
教育界忧心忡忡，担心学生过度依赖AI而丧失批判性思维；
劳动力市场风声鹤唳，关于“白领工作被AI取代”的预测不绝于耳；
伦理学家则警告，一个由算法无形之手操控的未来，可能潜藏着对人类自主性甚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威胁。
如此等等。
这些担忧真实而迫切，但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并非孤例。
公元前370年，在柏拉图写成的对话录《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担忧文字会削弱记忆力，使人产生智慧的假象而非真正的智慧。
文中，他讲述了一个神话：
神祇图特自豪地向埃及国王塔穆斯展示文字，声称文字能够增强记忆力和智力。塔穆斯对此不以为然。他反驳说，文字反而会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植入遗忘，因为人们会依赖外在的标记，而不是锻炼自身的记忆力。在塔穆斯看来，文字会使人看起来博学多识，实际上却依然无知，更糟糕的是，还会让他们对此沾沾自喜。
《斐德罗篇》中的这段文字，完美地捕捉到了柏拉图（借苏格拉底和埃及国王塔穆斯之口）对新兴书写技术的深刻忧虑。
这一段落之所以在媒介研究、哲学和技术史上被反复引用，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主题：
技术对人类认知和存在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及其双刃剑效应。
让我们一起将视线拉远，拉回到技术历史的长河之中。
不难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技术进步的历程中，这种对“新技术”、“新工具”的焦虑和恐惧不断重演，并呈现出一种惊人的一致性和周期性。
回顾技术的历史，我们经历了不少的“柏拉图时刻”：
印刷术时代，人们担忧印刷书籍会使人脱离手稿传统，使人的记忆力下降，阅读质量恶化，导致信息泛滥和权威瓦解。
电话的普及，不少人担心它会破坏面对面沟通能力，促进社会孤立和分裂。
计算器进入学校课堂，全球许多数学教师担心孩子们的计算能力要毁掉了。
人们担心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带来信息过载、注意力碎片化、因屏幕时间导致社交隔离。
社交媒体被批评助长表面化社交与精神健康问题。
搜索引擎的流行，我们不再记忆事实、电话号码甚至路线，而是依赖谷歌和地图APP。
这是“记忆外包”的终极形式。
互联网让我们“看起来”无所不知，动动手指就能获取海量信息，但同时也更容易陷入肤浅的理解、错误信息和只符合我们已有偏见的“回音室”和“信息茧房”。
这正是塔穆斯所说的“看起来博学多识，实际上却依然无知”的数字化版本。
今天，我们担忧算法推荐、社交媒体成瘾、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思考时，我们实际上仍在与柏拉图进行着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从古希腊对书写的警惕，到印刷术引发的知识泛滥焦虑，再到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被指责为“注意力杀手”，技术往往在其社会影响尚未稳定之前，就已被赋予了“认知退化”的罪名。
今天，这个“认知卸载”、“思维退化”的黑锅，被人们甩给了人工智能。
人类真正失去的从来不是能力本身，而是对某些旧能力的中心地位的执念。
历史反复证明：人类并未因技术而变得更愚蠢，
相反，人类的认知结构被不断重组、扩展和升级。
最大的反讽就在于：今天，我们能如此清晰地知道柏拉图的观点和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担忧，恰恰是因为他把这些思想写了下来，并通过文字流传了二千多年。
柏拉图本人也大量依赖文字，他的对话录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杰作，这暴露了他批判的内在张力——
他所批判的媒介，正是他传播其批判所必需的媒介。
技术从未“削弱”人类认知，而是不断“重新分配”认知功能。
技术史上不断重演的恐慌和焦虑提醒我们，在拥抱任何能增强我们能力的技术时，都必须同时问我们自己：
它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如何能利用它来滋养，而非扼杀我们灵魂深处追求真知的能力？
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引发对某种既有认知能力“退化”的担忧，但最终发生的并非简单的能力消失，而是认知功能的重新分工与社会化配置。
技术恐慌之所以反复出现，一个关键原因在于：
教育体系往往以旧能力为目标，却要求新技术为其让路。
如果教育能够顺应认知再分配的趋势，将重心转向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价值判断与创造性整合，
那么，人工智能不但不会削弱学习，反而可能成为人类认知进化的放大器。
或许，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人工智能让人“不再思考”，
而是我们继续用一个不再适用的认知标准，去定义“思考”的样子。
您说，是这个理不？！
一月，平安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