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些日子，在参加一个论坛之后，
自留地君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人工智能技术学习焦虑。
后来，在《161位网友所遭遇的AI 焦虑》一文中，161位网友页反馈了自己所遭遇的八种人工智能焦虑，结果发现，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技术学习焦虑，职业替代焦虑，和伦理失范焦虑。
166位网友报告的人工智能焦虑
当今社会正陷入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循环性话语漩涡，这一现象不仅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相关政策文件，大大小小的官方媒介和林林种种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而且已从日常对话蔓延至学术研讨的各个领域。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观察到两个典型现象：
其一，学生越来越普遍地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课业任务；
其二，学术同行们持续陷入”技术禁令”与”全面接纳”的二元对立争论中。
这种技术渗透更通过我的电子邮箱得以具象化——充斥着各种未经请求的”人工智能驾驭指南”的商业邮件。
这种社会性讨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
一端是技术乌托邦主义，如“人工智能将解决气候变化并治愈癌症”的论断），
另一端则是末日论调，如“人工智能终将毁灭人类”的预言。
作为研究者，我认为这两种简化论调都体现了认知上的惰性。
然而，在这种表象之下，潜藏着一个更具理论价值的问题：
技术发展对人类独特性的解构焦虑。
这种存在论焦虑具有深厚的悠久的历史渊源。
从1956年人工智能概念诞生至今，人类对其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
1980年代的第二轮AI浪潮（那个时候，自留地君正在读大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工具性特征；
而当前，大语言模型的突破性发展，则实现了人工智能从机械性到类主体性的质的飞跃。
这种范式转换正是我们当前所遭遇的普遍的集体焦虑加剧的技术诱因。
由此，引发出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
1）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心理不适的深层机制为何？
2）技术加速发展与焦虑程度呈正相关的社会学解释；
3）这种群体性焦虑和集体不安的哲学根源。
这些追问最终指向一个根本性的存在论命题：
那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本质界定。
纵观历史，我们总是将人类的独特性与科技进行对比，我们始终通过技术他者来建构自我独特性。
当机器在体力上超越我们时，我们认定人类在认知能力上的独特性。
当计算器在计算能力上超越我们人类时，我们则将创造力和情商视为人类独有的领域。
如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创作诗歌、绘制肖像、谱曲、撰写论文、生成课程、甚至书籍，并参与复杂的哲学对话，人工智能正在蚕食我们原本认为是人类独特性的最后堡垒，正在消解人类最后的本质主义堡垒。
这种蚕食造成了深刻的认知失调。
如果机器能够做到我们过去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事情——不仅仅是计算，还能创造，不仅仅是数据加工处理，还能看似理解，
——那么，我们究竟有何特别之处？人类的特殊性究竟何在？
归根结底，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不仅重塑了社会生产与知识创造的方式，更在集体心理层面引发了一种深刻的存在论焦虑（ontological anxiety）。
这种存在论焦虑正是人类在技术迭代中所遭遇的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危机感。
认知边界的模糊化、价值坐标的动摇、创造性垄断的瓦解，可能是导致焦虑的根源所在。
这种焦虑并非简单的技术恐惧（technophobia），而是涉及认知重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的多维困境。
要想超越和破解我们正在遭遇的群体性人工智能焦虑，我们可能就必须重构人机协同时代的“人性”定义。
承认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异质性互补，而非零和竞争。
建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人性阈值”，保留人类的终极决策权，如医疗诊断、司法判决，育人等等，坚守我们人类的底线。
在教育层面上，实现从“技能培养”到“人性强化”的转向，重点发展人工智能难以复制的核心能力，如批判性思维、情感共情与跨领域创新。
研究生课程结课了，和学生一起合影留念！（摄影者不详，特别鸣谢！）
实际上，我们与其试图去“解决”焦虑，
倒不如将其视为社会认知升级的契机——
正如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人权观念，
人工智能革命或许将推动人类重新定义尊严、创造、人性与意义的深层内涵。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机器能否像人一样思考”，而在于“人类如何更深刻地成为人”。
在这一点上，伦敦商学院Andrew J. Scott教授的洞见颇具启发性：
As machines get better at being machines, humans have to get better at being more human…
“当机器日益精进其机器本质时，人类必须回归并深化其人本特质。”
这一论断揭示了人机协同时代的核心命题：
在技术全面渗透的背景下，如何重构人类独特的价值维度？
否则，人类或将面临被异化为”机器的机器”的哲学困境。
您说，是这个理不？
老友Jim从多伦多大学来访，明天上午讲座，精彩不容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