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位影响奥巴马的“印度”思想家

一位影响奥巴马的“印度”思想家

陈晓民    2009-7-18 4:21:05

一次不同寻常的采访

             西方历史上共有三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罗马帝国从奥古斯丁大帝到三世纪衰败的开始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强盛，大英帝国从1707年联合法案起的强盛也只延续到 200年。而下一个美国，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吗？美国时事政治与国际关系公共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指出，世界将进入“后美国”时代，但美国却并不一定需要遭受这个200年的诅咒。

             2008年9月，我在美国出差，时值各国首脑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我看到了CNN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亚博士对温家宝总理的采访。我国领导人在海外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本属平常，但有着2008年不愉快的一幕，CNN主持人能被授权采访我国领导人实属不易。

             然而，扎卡利亚不仅被授权独家专访，而且近乎史无前例地被温总理授权不限提问范围。采访开始，扎卡利亚特别向世界的观众强调温总理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特殊地位，而温总理表示将从心底里回答每一个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一位印度裔记者能获得如此特殊待遇?这位扎卡利亚是何许人？

“非自由民主的崛起”

             现年44岁的法里德·扎卡利亚出生于印度孟买一个精英家庭，父亲是一位印度国民议会政治家和伊斯兰学者，母亲是报社编辑。在印度高中毕业后，他考入耶鲁大学，之后在哈佛大学师从文明冲突论的作者亨廷顿，于1993年获得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扎卡利亚没有选择在象牙塔里当教授，而是进入新闻界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先后在美国《外交》杂志担任责任编辑和在《新闻周刊》担任专栏作家。1997年当弗朗西斯·福山的“自由民主”成就“历史终结”理论闻名遐迩之时，扎卡利亚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论文《非自由民主的崛起》，对“历史终结”预言构成了一个转折而成名。

             1997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历史时刻。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所预示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几位新保守主义人士攒合出一个所谓的“新美国世纪项目”智库，拉开了小布什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的序幕。与此同时，扎卡利亚开山溯源的《非自由民主的崛起》却指出世界范围内一个不祥的趋势——越来越多民主体制国家选举出来的政府或领导人却是独裁者、分离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乃至腐败的窃贼，血腥清洗的黑手。

             重读扎卡利亚1997年的文章。可以发现，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既没有弄准时机，也没有搞清该用武力与金钱向世界传播什么东西。小布什用每年上千亿美元的战争成本传播的本该是“宪法保护下的自由”，而不是简单的民主选举制度。在扎卡利亚看来，民主体制并不自动地带来好的政府。每个国家通往民主的道路具有独特的“路径依赖性”。英、法、德三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全面现代化的新加坡依然某种程度上实行威权主义。美国民主的成功得益于其实现独立前的民主传统。

             然而十年前，绝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包括美国主流政治评论家们并没有太留意《非自由民主的崛起》。福山在2006年撰文与新保守主义划清界限时反思写道：冷战的“全面胜利”让新保守主义者过度乐观。其结果，新保守主义的“新美国世纪”随着小布什耗完了共和党的最后一点政治本钱而幻灭，2008年大选中共和党在白宫、参众两院及州长选举中全线落败，沦为少数派。

“他国的崛起”

             2008 年初奥巴马在民主党提名竞选中后来居上。同年五月扎卡利亚推出《后美国世界》。奥巴马没有犯共和党十年前的错误，他抓紧竞选途中的片刻空闲第一时间读完了该书。其影响力见证于奥巴马在竞选辩论中逆主流地提出要与古巴和伊朗等国领导人对话、就任后停止使用“反恐战争”的字眼和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拘留营。触动奥巴马的也许是在书中形象地指出了“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与共和党右翼变成了一群拍胸脯的莽汉，恨不得为被世人鄙视而自豪。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言论在世界范围内的毒害性。”奥巴马机敏地捕捉到这点启示——“后美国”时代的美国并非不可避免地衰落，而是力量的相对减弱，要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首先需要直面 (尚未崛起的)“他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

             近年关于全球化的作品层出不穷，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哲学家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充满趣闻轶事的《凌志车与橄榄树》与《世界是平的》，以及未来将给大家介绍的美国军事地缘策略专家托马斯·巴尔列特所著的《五角大楼的新地图》。在这个拥挤的舞台上，扎卡利亚“后美国”与“他国的崛起”的提法带来了多少新意？以致《后美国世界》曾一度攀升到《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榜第二名。

             《后美国世界》开篇指出“9·11”、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以及连串爆炸事件不过是对国际大格局的小小歪曲，冷战之后“世界不同寻常地平静”。在这背景之下是全球经济有史以来最高速增长的过去十年和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力量大转移——“他国的崛起”——超过124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4%以上。美国依然是唯一军事超级大国。但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文化、教育与社会其他方面，这种力量大转移昭示着“后美国世界”的到来。

“后美国世界”的中国

             在这本不厚的书中，扎卡利亚集中讲述了“后美国”时代最重要的两个大国挑战者角色——中国和印度。值得商榷的是对印度的选择。无疑扎卡利亚对印度的熟悉和多角度的透彻解读，让该书关于印度的一章成为想了解印度崛起之读者的必读文字。但超过50%GDP是美国“后台办公室”的印度包括扎卡利亚也承认无法在经济上与中国抗衡。假如印度被选进讨论，为什么同是“金砖四国”的巴西和俄罗斯完全没有被提及？但这点缺憾不妨碍扎卡利亚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呈现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作为挑战者的案例。

             作为写作中国崛起的后来者，扎卡利亚面临很大的挑战。在书中几乎所有他谈到的东西，之前都有不下上百位作者谈过，包括弗格森谈到的“中美国”。扎卡利亚依然做到用自己的语言将中国从郑和下西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2008年奥运会崛起的全过程，做了一次非常值得一读的演绎。而后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专长的中美关系上。在这方面，扎卡利亚的处理体现了他独到的思考。他既没有像托马斯·库恩那样急于“拥抱大熊猫”，没有像《中国公司》作者泰德·费舍曼急于用一堆数字与事实震慑美国人，更是没有沾边所谓“崩溃论”，而是首先从儒学思想和基督教文明的比较中，分析中国与西方在国际关系上思路的不同。

             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都有一种向外输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冲动。它们的外交政策中都渗透着一种明显的传教士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许永远都不会有这种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保持中国特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就实现了其历史性的目标。中国不需要向任何人输出任何东西，进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中国人依据的不是抽象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按照一种作为指导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行事。”

             这番说法称得上是很不一般的洞察，而且几乎不可能来自一位纯西方学者，无论多么博学。恰恰是扎卡利亚的特殊身份——东方的血缘、对中国若远而近的距离和伊斯兰的家庭出身让他感悟出这个在“后美国”时代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后美国世界”的美国

             在回归美国角度的最后两章中，他依然选择了作为中立学者第三方，从一位印度人的角度分析在“后美国”时代，美国所处的位置和对策。他的中心论点是，与二十世纪没落的大英帝国不同，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经济强势，尽管政治强势在相对减弱。扎卡利亚捍卫了美国在政治体制、军事力量、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科技投入、创新精神和精英教育方面巨大优势。他指出美国如何用好这些优势在“后美国世界”里继续领头的六条指导原则。

             将话题中心归结回美国，不得不让人们感觉这本书缺少了对“后美国世界”一次相对全面的推演。另外，无疑美国优势犹存。假如把它当作帝国，美国接近丘吉尔1943年所预示的 “未来的帝国是一个思想的帝国”，但值得警醒的是，依赖创新的美国在互联网浪潮后已经十几年没有一波像样的创新，以至于上一轮经济增长靠的竟是虚伪的次贷创新。不仅仅是扎卡利亚指出的党派政治、意识形态攻击和特殊利益集团在弱化美国，与扎实的创新唱反调的金融短期行为和被弱化的问责精神同样在动摇美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的根基。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许是一个重新思考“后美国世界”的新语境。

             但无论如何，扎卡利亚值得我们敬佩，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了朱棣文、骆家辉，但我们还缺少一位能影响美国总统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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