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开放教育输出，是一种“文化侵略”吗？

（文/Ry Rivard）在线高等教育日益被发达国家的教育者推举为将高质量教育扩张到全球的机会。

然而，事情也许没那么简单。首先，世界上很多地区要么没有宽带要么不讲英语，其次，在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在线远程教育和开放教育资源（OER）的学者看来，美国出产的教育内容可能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或不是发展中国家想要的。

他们的经历对预期在线课程将把教育带给世界各地的学生，同时降低对实体大学需求的乌托邦式愿景提出了问题。在近期兴起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s）热潮中，利用科技实现“教育民主化”的这个目标在投资者、部分教授、权威人士、政治家和公众中都获得了好评。然而一些学者质疑：一种基于美国文化的产品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MOOC虽是新生事物，然而学者们同OER社群中文化障碍问题的角力却已持续多年。

一些教育者则担心，从富裕的北半球向贫穷的南半球单向转移教育资源是否会累积成一股“学术新殖民主义”（Intellectual neo-colonialism）的浪潮。

“如果他们要使教育民主化，这当然是个好目标，但是你也需要走向不同的民主，看到他们想要什么，”新墨西哥大学教育技术学教授兰妮·古娜瓦德娜（Lani Gunawardena）说道，她也在教授在线课程，“你不能把你的个人观点放在那里，然后说你在使教育民主化。”兰妮参与合著的一本有关于全球文化和在线教育的书即将问世。她还表示一些全球远程教育的支持者往往认为所有人都说英语，所有人的生活重心都和他们的一样。

 

        美国的MOOC，脱离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

尽管MOOC的提供者定期举出极具说服力的案例和证词，它们都来自于受益于MOOC的边远地区的学生，然而全世界范围内显示MOOC可能脱离当地实际的案例比比皆是：从更愿意自己创造教学内容而非依赖美国进口的非洲教育者，到即使在美国境内也无法获得注册在线课程所需的稳定网络链接的美国印第安人。

以世界银行在1995年开始的工作为基础，非洲虚拟大学（African Virtual University）被创建起来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提供教育。它现在提供的课程一年内能够帮助4000名学生毕业。但是它不仅仅想为学生引进西方制造的教学内容，更想通过建设自己的教学资料来展现自己的力量。

“他们相信这些课程的开发过程会为从教辅人员到教授的每个人提供一个实施在线教学的培训机会，”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开放课程负责人拉瑞·库珀曼（Larry Cooperman）说，他也是非洲虚拟大学董事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通过构建自己的课程，虚拟大学可以让教辅人员运行网络、维修计算机、支持当地的教授，更不用说为了在没有网络的地方建立计算机中心以提供网络链接所获得的经费。这些课程不再仅是一种给予，而是成为一个有助于建设教育基础设施和潜能的过程，库珀曼说道。而从美国传送而来的课程就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学生有足够的带宽去获取它。

库珀曼说，因为西方精英大学教授在MOOC中所提供的教学资料具有自上而下的特质，这在最新一轮的MOOC热情中已引起关注。他回忆起近期一次非洲在线学习会议上的讨论。“当时人们站起来说，‘那这个课程是要统治所有课程吗？我们所有人都要向麻省理工学习？’”库珀曼回忆说。“即使那本身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说它增加了用英语教学的压力却并不夸张。”非洲虚拟大学就同时提供了英语、法语与葡萄牙语的课程。

两个著名的MOOC提供者，Coursera和edX，最近都扩展了它们的伙伴关系：将美国境外的机构也涵盖在内。它们都说法语机构的加入为非洲的新受众们创造了希望。

在巴西，学者则在改编可自由获取的教学资料时遇到了问题，因为教学资料使用的是英语而非葡萄牙语。金边大学（Universida de Estadual de Campinas）的泰尔·埃米尔（Tel Amiel）教授最近撰写了一篇论文称，英语和互联网的西式偏见“可能潜在地维护着某些分界线，如传统上的教育资源创造者和教育资源消费者之间的隔阂”。埃米尔在一次Skype采访中说，仅语言本身就是“很大的障碍，不是我们可以轻易应付的”。

Coursera 则正在致力于解决语言问题。今年4月初，它宣布与一个位于莫斯科的中心建立合作关系，将教学资料翻译成俄语，并主办同俄罗斯 Coursera学生的见面会。Coursera社区与文化架构师卢茵（Yin Lu）表示，公司期望开展更多可以“在世界范围创建学习空间”的项目并拓张进入“最大的非英语市场”。

但是，语言障碍不是唯一要面对的事情。“我认为一些文化中对学习者的设想在另一些文化中不一定正确。”埃米尔说道。古娜瓦德娜说，西方的教育者需要看看世界其他地方需要什么，否则来自美国的教育产品可能进入不到一些不太关注西方教育产品的市场。她说，“除非我们真的去看世界的其他部分和那些地方人们的需要，否则MOOC将不大可能成功。”

 

        设计开放课程需要注意文化对受众的影响

麻省理工的开放课程计划十年前推广了OER理念，然而它的目的并非创建普适的内容，该计划的发言人斯蒂文·卡森（Steve Carson）说。OER的目标是创造一些可被应用和改变的事物——作为共享过程的一部分，而非生来就完整的产品。“你会逐渐发现那种具体性的价值，”卡森说，“就好比教材虽然不是普适的，但它们对于其他大学了解同行运作的环境具有非常大的启示。”

埃米尔说，与一些希望在全球都被接受、想要追逐利益但又不允许被重新融合的举措相比，这种特征是OER的先天优势。“在创造开放资源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法通过教学设计为每一个文化群体去进行创造，”他说道。

一些学者担心，缺乏针对特定文化的材料，美国的种种努力可能与国外的不同学习方式无法兼容。古娜瓦德娜说，她研究过人们如何通过在线协作构建知识。她谈及在西方有一种看法认为，辩论是产生知识的必需过程，这一信念植根于古希腊文明。但是，在中国，古娜瓦德娜发现学生并不需要同彼此公开辩论各自的观点，他们能够以协作为基础营造知识。那么，这对消化吸收西方制造的课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可能带来巨大的差异，”她说。“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差异。”

阿曼卡布斯苏丹大学的副教授爱莎·阿尔-哈蒂（Aisha S. Al-Harthi）研究过在线课程中阿拉伯学习者与美国学习者之间的差异。她的研究结果指出，“单一类型的课程不适合所有人”，要根据个人的需要和文化而量身定做课程。“例如，在研究中我发现同美国学生相比，阿拉伯学生明显喜欢更严谨的课程结构，并且与教师互动更多，”她在一封邮件中这样总结她的部分研究。“阿拉伯学生需要明确了解学习内容和方法，他们觉得开放的灵活性和大量提出建议与观点的机会令人不舒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教授阿曼多·福克斯（Armando Fox）担任一门 edX课程的教学，他如今正在参与的研究旨在了解不同的文化将会对MOOC教学资料作何反应。“即使你正教授的是一门只有50名学生的在校课程，你也会担心这个问题。”福克斯说道。尽管MOOC从技术上讲是大规模在线课程，但这个“大规模”实际上是“许多中型的学生群体”，而那些中型群体基于各自的国籍或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有着不同的需求。他正在同北京清华大学的徐葳（Wei Xu）教授合作，测试中国学生对美国出产的教学资料的反应。

福克斯的一名学生也在为MOOC的教师们制作一份报表，分析MOOC使用者的亚群体，看看教师们是否能够基于使用者的不同地理位置——edX 利用使用者的 IP地址可自动识别地理位置——而辨识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福克斯说，edX 最终可能会利用这个数据，甚至收集更多数据（如收入信息等），然后创造出适合不同学生群体的班级。“完成课程有不同的路径，学生不一定要遵循每一条路径，”他说道。

一些研究在线学习的学者表示，人们仍要继续去了解文化是如何影响在线学习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美国远程教育》（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的主编麦克·格雷厄姆·穆尔（Michael Grahame Moore）说，“它是一个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精力的领域。”

 

        有些内容天生不适合通过在线教育或使用MOOC的方式学习

还有一些问题有关什么学科可能从一开始就不适合在线教育，或不适合MOOC要求的顺其自然的自学方式，二者的基础是供学生学习的录播讲座和阅读，以及供学生获得反馈的自动化考试或同伴互评。

在一些结果清楚明了的学科中，如编程课程或数学与物理学课程，这些可能都不是问题。“如果你能说，‘这就是我们的方法，并且是唯一的方法，’然后只要你建立公式，人们就会按你说的做——那么就没关系，”古娜瓦德娜说道。但是，对于需要批判性思考的学科的MOOC课程，那可能就行不通了。“在你想让学生参与的地方，学生参与不进来，”她说。“因为在那些环节没人能真地帮你处理和回答问题。

远程教育先驱查尔斯·魏德迈（Charles Wedemever）的学生穆尔，50年前在东非用无线电广播开启了自己的远程教育事业。他表示获得多样化的全球受众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教育者坚信这就是他们的目标。“你绝对可以做到。我认为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在课堂中一样，坚信这就是你想做的事情。”穆尔说，“同让学生实际看到你相比，借助科技教学会给学生带来更多焦虑和怀疑。”

穆尔说他学到的一件事就是，没有一种远程教育方法会是完全成功的。“我们的机构不断在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它们一直都只使用一种或有限几种技术与媒介。”尽管MOOC仍处于初级阶段，但他认为MOOC确实已具规模。现在MOOC需要找到一些窍门儿去实现它们的目标。穆尔说，同实时在线平台相比，在录播讲座中更难以触动学生，因为共鸣和理解是更难让他人感受到的；他也担心一些MOOC教授更想成为“明星”，而不是一个可能获得成功的在线教育工作团队中的一员。“对面向海外教学的美国人而言，他们不会百分百成功，也不会百分百失败。”穆尔说道。

一些学者担心在线课程的设计并未考虑到全球受众。“如果每个商业案例都举的是IBM的例子，而全世界还遍布着其他公司，那么你就做了对一些人没有意义的事情。”库珀曼说。

埃米尔说，在巴西这看起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美国教授在课堂中使用的很多案例没能很好地表达教授的意图。“如果你使用一个以美国橄榄球为例的数学例子，那你只是在对一小部分听众讲话；其他人并不能理解你在说什么，”他说道。再比如美国的食物金字塔以面包圈为特色，然而一些人不知道什么是面包圈，因此，一个本想解释概念的图表反而潜在地使概念变得复杂。

阿尔-哈蒂说，文化差异也给同伴互评（peer grading）带来了问题，而同伴互评正是目前MOOC为学生写作打分的方法。“不同的文化会从不同角度看待评价、评价的需要以及给出评价的人，”她说道。在MOOC中，同伴互评——当你有如此多的学生时，只能用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涉及了不同文化中人们如何对同伴进行文化假设的问题，而且与阅历丰富的教授相比，年轻学生在文化上反而更趋保守。

即使在美国境内，仍有一个群体是难以触及的：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区缺乏网络链接，又对学者有残留的敌意，而且与美国其他地区的学习方法不同，若干教授过美国印第安人的教授如是说。希望招收美国印第安人参加在线课堂的教育者如果能亲自到保留区招生或者说服部落议事会，效果可能会最好。

德怀特·卡拉·洛迈斯瓦（Dwight Kala Lomayesva）主持着部落学习互助社和教育交流中心（Tribal Learning Community & Educational Exchange），这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在线学习项目。他说一些基本的文化差异确实存在：印第安人从团队角度而非个人角度思考，这影响了他们面对教学资料时做出反应的方式。此外，学界和美国印第安人之间还有着沉重的历史：在整个美国，印第安人一直在同挖掘古代遗迹并拒绝归还的考古学家斗争。“每次你听到他们谈起学者都是说，‘哦，他们拿走我们的东西，抢劫我们的遗产，’”洛迈斯瓦说道。

尽管在线教育是作为一种节省教职员时间的方式被推销给世界，那也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从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部落课程教学的约翰·巴斯克（John Bathke）教授说，为了同能帮忙宣传在线课程的部落议事会建立私人关系，洛迈斯瓦亲自走进了保留区。没有那种个人的关系，项目可能不会这么成功。“这种私人关系在印第安人社区极为重要，”巴斯克说。

文章来源：http://www.guokr.com/article/437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