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晚期,英格兰对一种新型传媒共享环境表示担忧,它的诱惑似乎正在让年轻人逐渐丧失专注自己学业和工作的能力,这个地方就是咖啡馆。我们可以吐槽新技术引发的问题,但却能够在历史中学到更多。

咖啡馆:17世纪的社交网络

 

译者:wshiphill  2013-06-28 19:18:36发布于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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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常因不利生产而遭人诟病。据一家流行(是否流行,此处存疑)的信息图标传播在线网站(infographic circulating online)统计,使用Facebook、Twitter以及其他社交网站每年就会花掉美国六千五百亿美元。我们保持注意力的时间不断萎缩,测试成绩不断下滑,全是因为这些转移大众注意力的“武器”(weapons of mass distraction)惹的祸。

可此类担忧古已有之。17世纪晚期,英格兰也对另一种新型传媒共享环境表现出了十分类似的担忧,它的诱惑似乎正在让年轻人逐渐丧失专注自己学业和工作的能力,这个地方就是咖啡馆。而咖啡馆就是当时的社交网站。

和咖啡一样,咖啡馆也是从阿拉伯地区引入。英格兰第一家咖啡馆在17世纪50年代营业于牛津,之后数年间,数百家类似的店家如雨后春笋般在伦敦以及其他城市开业。人们到咖啡馆并不仅仅是为了喝咖啡,还是为了阅读、讨论最新出版的小册子、小报,还有就是打听小道消息。

咖啡馆也可当邮局来用。老顾客一天几次到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检查信件、打听消息、和其他客人——既有朋友,也有生人——聊天。有些咖啡馆会专门对某些话题举行讨论,如科学、政治、文学、航运。客人们一家一家地换,跟着信息他们一圈一圈地传。

公务员Samuel Pepys的日记因大量“……时,到某某咖啡馆”类的语句变得支离破碎。他的日记让人觉得他所听到的谈话题目着实广泛。1663年11月的日记记录了这样的内容:“两位医生进行了长久而极其富有激情的谈话”,此外还有关于罗马史的讨论,关于如何储藏啤酒的讨论,关于一种新型海上武器的讨论,以及一场即将开庭的审判的讨论。

这些谈话如此生动的一个原因是,在咖啡馆内,社会差异是看不出来的。顾客不仅出入畅通无阻,而且咖啡馆也鼓励他们与各行各业的搭讪谈天。如诗人萨缪尔·巴特勒所讲:绅士、商人、地主、无赖混在一起,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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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人都赞同此事。如抱怨文明人放弃不喝老式啤酒,喜爱洋货一样,批评之声认为咖啡馆让人好逸恶劳。类似警告最早是在1677年,出自Anthony Wood这位牛津学者之口——扎实、严谨的学风为何会衰败,为什么没什么或者根本没有人愿意念大学?”他如是问道,“答案就是:咖啡馆,人们在那里虚度光阴。”

同时,剑桥的一位律师Roger North哀叹,“一个新鲜物,让光阴如此被虚度。因为哪个满脑子全是咖啡馆嘈杂景象的人会专心务本呢”?1673出版的小册子《解密英格兰大忧患》(The Grand Concern of England Explained)则称,这些地方“不知毁了多少稳重严肃、前程似锦的青年绅士、商人。”

所有这些能够想到的可怕警告是近代大量时评员提出的。担忧的共同原因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新型传媒共享平台给年轻人带来了特别的危险。

但是咖啡馆为生产、教育、创新带来实际的影响,它并非实业的敌人,实际上由于其推动人与理念融合的方式,咖啡馆成了创新的熔炉。皇家学会的成员们常常会到咖啡馆延续他们的讨论。科学工作者们常常会在咖啡馆指导实验、讲授课程,由于入门费仅收一便士(也就是一杯咖啡价钱),咖啡馆有时候会被称为“便士大学”。正是几位互为同事的科学家在咖啡馆引起的争论,促使牛顿撰写了近代科学的奠基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咖啡馆也是为世界商业提供创新的平台。商人把咖啡馆当成结交新伙伴、产生新模式的会议室。伦敦有家名叫Jonathan’s的咖啡馆,商人会专挑某张卓谈生意,然后才再去伦敦证券交易所。Edward Lloyd的咖啡馆是知名船长、船主、商人集会地,后来成为了保险界著名的Lloy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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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代表作《国富论》的诸多章节就是在不列颠咖啡馆(British Coffee House)撰写的,那里是有名的苏格兰知识分子集会地,亚当·斯密就是在那群人中传阅本书稿,请他们讨论。

毫无疑问,有的时间的确是在咖啡馆浪费掉。但是瑕不掩瑜,咖啡馆提供了一种生气勃勃的社会以及知性环境,这种环境产生出的创新机制塑造了现代世界。所以咖啡馆依旧保留具有合作以及社交功能的饮品,绝非巧合。

现在咖啡馆的精神已经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获得重生。它们也是对所有访问者敞开门户,让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相识、辩论,和朋友、陌生人分享资讯,建立新联系,产生新思想。这样的对话或许完全可视的,无法听到,但是它们改变现实世界的潜力巨大。

尽管有的老板把在工作的时候使用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ing)嘲笑成“社交不工作”(social notworking),但是更多富有远见的公司正在向社交网络企业“投怀送抱”,以求促进合作——而后者本质上就是不同版本的Facebook——并发现未被赏识的天才,了解对自己雇员间传播的消息,减免邮件的使用。McKinsey & Company这家咨询公司在2012年发布的研究显示,在公司内部使用社交网络能够将“知识工人”的效率提高20%~25%。

同时,社交网络应用到教育得到了研究的支持,研究表示学生在和其他学习者交流互动的时候能够提高学习效率。OpenWorm是先锋性计算机生物学项目,它从一条微博开始,现在凭借谷歌环聊(Google Hangouts)影响全世界的共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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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刚出现的时候总要有段调整期。在这个过渡阶段——可能会是几年——科技常常会因为打乱现有行事方式而遭受批评。但是咖啡馆给我们的经验则是,当下对社交网络危害的恐惧未免杞人忧天。这种传媒可谓历史悠久:例如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就使用过小册子,这段历史为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的角色增添了新的寓意,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流行的讽刺诗和中国的微博则有几分殊途同归的味道。

我们可以吐槽新技术引发的问题,但却能够在历史中学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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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nytimes.com

原文标题:Social Networking in the 1600s

原文地址:http://www.nytimes.com/2013/06/23/opinion/sund